县城妈妈，“逃离”县城

文章授权转载自每日人物（ID：meirirenwu）

文：钟艺璇
编辑：易方兴

镜像与现实

镜子，出现在了县城妈妈王小铃的生活里。镜子里是谷爱凌，镜子外是36岁的她。她在河南新乡原阳县生活，离了婚，正独自抚养一个读大班的5岁女儿。

因为“想向谷爱凌看齐”的言论，在社交平台上，她甚至遭遇了一场“网络暴力”。今年2月中旬，她发了这条视频之后，热度是过去的十倍。在那之前，她一直在网络上分享单亲母女的县城生活。几百条评论涌来，有人说她做白日梦，还有人说，“没有谷爱凌的命，得了谷爱凌的病”，更有人拿出谷爱凌的三代，证明她是痴心妄想，“首先你得是斯坦福的博士，外公外婆也得是国家级科学家、数学家……”

但王小铃总记得自己第一次刷到谷爱凌短视频的感受。她的第一反应，不是谷爱凌优秀，而是“她的妈妈一定很厉害”。她努力想了一下措辞——那是一个成功的单身母亲，一种精英的感觉。

而她自己也是单亲妈妈，也有一个女儿。短视频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一个新的可能，“虽然起点不一样，天赋不一样，家庭背景不一样，但我还是想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起点”。

然而，这面镜子的背面，是一个县城妈妈深陷其中的生活。王小铃和丈夫在3年前离婚，与许多县城女性遇见的问题相似——她远嫁到其它县城，遇到一周回一趟家的丈夫，以及没好脸色的婆婆，没有社交圈，生活里总是退让。

在这段婚姻里，她没收到彩礼，还要为没写她名字的房子和车子还贷。结婚前夜，丈夫跑去和朋友喝酒，酩酊大醉；怀孕产检，她挺着肚子，独自去收费台付钱、跑检查项目。她从未见过丈夫的工资卡，连对方的手机都打不开。明明两个人坐在彼此面前，在一间屋子，甚至躺在一张床上，“却比陌生人都要远”。

有一次，她因为将上衣与裤子晾到了一块，又被身后的婆婆吼了一顿。那天，她也挨了领导的骂，终于忍不住，与婆婆大吵了一架。隔天，丈夫来了一个电话：“离婚吧，一周之内搬走。”

王小铃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。

与面对失败婚姻的王小铃不同，竖立在另一个县城妈妈陈芳鹿面前的，是另一面镜子。

对31岁的陈芳鹿来说，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，是社交媒体里大城市的精英式生活方式，还有那里的妈妈们所培养出的“精英牛娃”。

她住在河北张家口涿鹿县，家境不错，有一儿一女。由于离北京近，她所选择的一切，都与北京对标。怀二胎的时候，为了给孩子“好的东西”，她开了一小时高速，去张家口市区母婴店，开了张3万元的会员卡。她极少在县城消费，几乎都网购，有一天她惊奇地发现县里又新开了家甜品店，朋友却告诉她，已经有小半年时间了。就连点痣这样的小事，都要去北京，“我在北京安贞医院点的痣，花了240块”。

践行这样生活方式的极致，体现在她加盟了一家高端母婴店上，她渴望通过复制城市的生活方式获得成功。但是，店里纸尿裤要卖158元一包，面对这样的高消费，县城人来了又去，问清价格转头就走。不得已，价格一降再降，从158元一包降到了99元一包，几乎没有利润。

“有顾客问我，这个价格在网上都可以买3包了，我说能一样吗，一包纸尿裤，她们恨不得里头有100片”——从交谈里，你总能感受到她对于县城的一种排斥。

回头客的周期也格外长。最近来陈芳鹿店里的一位妈妈，上一次到店里还是6月，一包纸尿裤用了3个月。因为，这个妈妈只有晚上才舍得给孩子穿纸尿裤，至于白天，“就晾着”。

作为社交媒体的重度用户，镜中的世界，原本让她觉得，“现在年轻的宝妈，要求也会高一点”，所以才开了这家母婴店。但另一面的现实是，就连她母亲都反对她，“一盒奶粉400元，孩子一个月得喝2、3罐，在县城打工一个月不过3000块，谁会花1000多块给孩子买奶粉？”

像陈芳鹿和王小铃这样，尽管她们面对的现实不同，但无论是婚姻还是创业的失败，这些县城女性最后都要回归到同一个身份上——县城妈妈。

这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。截至2021年底，全国共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，约2.5亿人常住在县城里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县城妈妈们。她们多数在县城出生，又在县城实现多个社会角色的转换，完成家庭、生育，直至所有的人生。

孩子是唯一目标

在遭遇失败之后，人们有时候会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。对于县城妈妈来说，在事业、婚姻等为数不多的选项中，孩子几乎是唯一可寄托的目标。

成为单亲妈妈之后，王小铃决定“逃离”县城。曾经生活的县城看不到高楼大厦，看不到人挤人，一天下来，甚至连公交车都少见。她不想再回到那个“自行车20分钟可以绕遍”的地方。

“压根就不想在县城待，县城把你磨得光光的。”她说。

她采用的方式，是试图让女儿的生活与县城脱离。比如，她从不给女儿讲述县城，更多会讲国外的故事。尽管她从未出过河南，但她和女儿会躺在床上，刷着关于埃及金字塔、意大利古建筑的短视频。她提起“埃及金字塔”的频率很高，据她所说，小时候，她第一次在课本上看到这个尖尖的三角体，就一眼被迷住了，后来给女儿看了小红书上的游客照，“她也很着魔”。

为了培养女儿，按照社交媒体上学来的育儿方式，她的女儿同时学七种课外项目——魔方、桌游、画画、手工、轮滑、羽毛球、游泳。

只不过，她没钱，只能自己学，等学会了再亲自教给女儿。比如魔方，她喜欢刷B站，在平台上搜了六阶魔方的教程，每天花半小时背诵公式，再练习半小时，一个月下来，她已经能把魔方在一分钟之内还原。

“鸡娃先鸡自己。”孩子听不懂魔方公式，她就用白话解释，“实在听不懂，再画张图”。

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，陪读是县城妈妈唯一的教育出路。另一位县城母亲张瑶瑶，她今年32岁，来自江西抚州宜黄县，有一儿一女，这是她的寄托。但读小学的儿子却学不好英语。她没有逃过大数据的监控，接收到社交媒体上的精准广告之后，她给孩子充了几百元的英语网课——这已经是她的全力，过去母亲和孩子三人，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3000元。

但儿子却从来不听，拿到手机第一反应是玩游戏。张瑶瑶把游戏锁了，儿子又打开微信小程序玩游戏，直到她锁住了微信，把儿子揪到座椅前，一个一个单词教，一晚上过去，儿子还是记不住，“我自己都背下来了”。

相比之下，家境相对富裕的河北的县城妈妈陈芳鹿，也没能在这样的焦虑中幸免。她的做法就更为“极端”，她几乎无时不刻都在用行动“逃离县城”。

她的两个孩子从出生开始，每回身体不舒服，她都要跑到北京去，就算只是感冒，也会选择儿研所，“不能耽误了孩子”。她的小儿子经常过敏，陈芳鹿就在小红书上搜到了一个北京的知名儿科大夫开的私立诊所，“说是好多明星的孩子都去那儿”，诊所里最普通的一个保健号都要500元，她并不介意，带着儿子一趟一趟开车去100公里外的北京，后来养成习惯，小儿子所有的疫苗、体检都在这里完成。

大女儿不到1岁时，她对标“外面的世界”，特意离开县城，去附近张家口市里报了个总价快3万的早教班，折合下来，一节课200多元。早上8点不到，夫妻俩抱上孩子，开车上高速，一个多小时抵达市区，孩子在车上已经快睡着了。

等到45分钟的早教课过去，一家人又得等着下午的课程。“上完课总得在市里吃饭吧，吃饭后到商场里你不得逛一圈，基本一次消费加上高速费、油费，去一次就得花1000多块钱。”

待到小儿子出生，高额的成本，让她暂时断了去市里上课的心思。最后，她给儿子在家附近报了一个县城早教中心，6000块钱，80节。

然而，一个县城妈妈有多么渴望大城市的“精英式育儿”，就会对县城产生多么大的排斥。这一点在陈芳鹿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。她感受到一种落差，县城早教班，“和市里完全不能比”。市里的早教中心纯英文教学，有各种专业课，而县城的早教中心“就像个托儿所”。

最终，观念的冲突在一次亲子活动中达到了顶峰。

那一次，县城早教中心组织端午节包粽子活动，她给儿子穿搭了一下，背个小包，再塞个水壶和一些小零食。结果母子俩一进早教中心，“就好像你穿了个礼服，去参加了一个睡衣派对”。

她感到苦闷。对县城来说，她越来越像一个外人了。

逃离的根源

对王小铃自己来说，关于县城的回忆，几乎都是灰暗、晦涩的。

2019年，丈夫提出离婚，并将这一切推到了她的头上。在她所在县城里，这被解释为是一个女人“活该”。在电话里，丈夫指责她：“如果你能挣钱，如果你会来事，你会处理婆媳关系，我们就不会离婚。”

他要求王小铃带着孩子净身出户。

搬走的那天，王小铃看着自己买的家具、餐桌和锅碗瓢盆，“都带不走”，最后拎着几包衣服沉默离去。她所在的县城，不流行起诉，妥协往往是常态。她甚至承认，“说实话，我那时候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就是不想离婚，还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，所以我听了他的话，先搬走。”

搬走后，她从别人口中得知，丈夫在郑州认识了一个“更能挣钱”的女人，当时王小铃一个月才挣3500元，没有了遮盖真相的那层窗户纸，他们的婚姻也真正走到了尽头。

她和孩子在那座县城又生活了3年，她们搬进了一个10平方米的出租房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，起初饭都得蹲着吃。房间太小，卫生间直对着床，下水道反臭的气味始终萦绕在记忆里。

她尝试过开童装店，但“在县城里没有熟人，没有老客户”，几个月，店铺倒闭了，留下了一堆存货和7万外债。即便是她有本科学历，过了英语六级和日语二级，但每一家公司都告诉她，不让她把孩子带到办公室。有回加班，女儿一个人在家，她透过监控看到“孩子哭得不行”，哭着哭着直接昏睡过去。

正常的工作也没法干，“后来我只能去做自由职业，去大街上跑业务”。王小铃给人卖零食，在路边发传单，也挨家挨户推销过驾校，挨骂变成常有的事，跑三四条街，能看到一个好脸色都算幸运。

最窘迫的时候，她同时欠了5、6个借贷平台的钱。每个月有1/4的时间在拆东墙补西墙，在一个该交房租的日子，她又被“宝妈刷单”的骗局骗了1000多元钱，身无分文，信用透支，走在路上，人都在摇晃，她说那是自己最崩溃的一刻，“一辈子也忘不掉”。

县城的回忆对她来说，就是这些窘迫生活的堆叠。

好在，女儿陪着她。到了周末，她带着女儿一起去发驾校名片，女儿比她更大胆，张口就问，“阿姨考驾照吗？”晚上，她们一起摆摊，卖之前童装店的存货，也卖自制的酸梅汤，孩子主动要推车，边走边叫卖。

但由于逃离了痛苦的婚姻，她反而感觉到一种自由。她甚至觉得，只要摆脱县城，就是摆脱了过去。

同样希望摆脱过去的还有河北的陈芳鹿。

陈芳鹿有三个遗憾，分别是她错过了天津音乐学院、西安音乐学院和一次去德国留学的机会，高考的失败、犹豫的性格、大学的爱情，让她最终又回到了县城。开下这个母婴店，也是为了向所有人“证明自己”——这种证明贯穿于她的记忆。从小她就明白，自己得练钢琴，练得好，妈妈就高兴。别人的暑假上蹿下跳，她只能在窗户底下没日没夜练琴。

她至今还留着小学时给妈妈写的一封信，“妈妈，我没考好，下次一定改”。31岁了，她再次拿起这封信，双手还在微微发抖，那是一种无法面对父母失望的害怕。

与这两位已经有“逃离行动”的县城妈妈不同，江西的张瑶瑶，则或许能揭示另一群“虽有逃离之心、但已无逃离之力”的县城妈妈的困境。

她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山村，母亲早逝，父亲几年后再娶，后妈又生下了两个女孩，张瑶瑶成为了全家最多余的那一个。小时候，她去乡里上小学，父亲一周给她10元生活费，来回路费就要6元，剩下的钱只够2顿饭。她不敢张口要，后妈冷漠，父亲嗜赌，好不容易见到一回，看她的眼神从来都是不耐烦，“怎么又回来要钱了”。

15周岁，父亲让她不要再读书。她去了福州投奔姑姑，伪造年龄当过服务员，在鞋厂、化妆品厂工作。20岁，她在工厂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她一度觉得，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了过去缺失的“爱”。

现在想来，丈夫娶她只是为了“找个老婆”。

张瑶瑶总是喜欢提起“如果”。她说：“如果我能意识到，这场婚姻的一开始就是不尊重，我会直接把肚里的孩子引产；如果我的妈妈还在，20岁的年纪也许我还在上学；如果我懂一点人情世故，我就知道这个男人根本不可靠。”

但没有如果。婚礼那天，因为筹备婚礼花了3万块钱，丈夫的脸色就没有好过。在婚车从福建开往江西的路上，丈夫发现忘拿了娘家酒席上的几条烟，当着婆家人的面，又对她破口大骂，“娶你真花钱”。

而这只是个开始。

婚后，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她，不得已用更多的妥协换取安全感，“孩子我一个人带，家务我做，活也照干”。她的重心开始围绕着丈夫和两个儿女——种竹荪、卖柑橘，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在烈日下晒谷子。

隐忍和退让总在发生。有一回玩耍时，大伯的孩子用镰刀砍伤了她的女儿，在头上砍出一条5厘米长的伤口。女儿在她的怀里哭到抽搐，婆婆只是嘟囔了一句，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”，转头就带着大伯哥的孩子离开。

她只是沉默，抱着孩子上药。

“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。”张瑶瑶又一次提起了如果，“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会和他们拼命。”

再后来，孩子长大，为了陪他们上学，张瑶瑶又成了县城全职妈妈。10年的时间里，因为生活不顺，丈夫变得更加冷漠、敏感，两人争吵时，丈夫说，“如果不是你们三个，我现在一定不会这么倒霉”。

而张瑶瑶，就同时困在母亲、妻子、县城女人这三重身份中。

不是逃离的逃离

河南的王小铃，决定带着女儿逃离县城。

3月初，她带着孩子去了郑州，前夫承诺给她每个月1500块抚养费。此前，她已经在县里找了一个大码女装网络客服的工作，县城的老板答应她，只要业绩达标，这份工作她可以带去市里。

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。前夫就住在距离她们骑车十几分钟的地方，偶尔会过来看孩子，却绝口不提抚养费的事。女儿上学的事也遥遥无期，按照郑州当时的政策，王小铃既没有当地的房子，也没交过社保，孩子无法在郑州入学。

那段时间女儿本应该读大班，王小铃只能在郑州打听了一个幼小衔接班让她过渡。它偷偷藏在老式居民楼里，一个月700元。没有操场，没有活动室，教室只有一个客厅那么大，全是课桌，挤满了30来个孩子。他们和王小铃的女儿一样，都是外地孩子。

这样的落差让她无法接受，“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”。

找前夫要钱，成了王小铃在郑州最重要的事。但前夫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，王小铃当面要，或是发微信，每次只能得到一句话，“再等等”。

王小铃在对抗他的前夫，而对河北的陈芳鹿来说，她要反抗的，则是县城传统家庭里，难以动摇的观念。

陈芳鹿总结自己的人生就是缺少了规划和底气，所以她早早为两个孩子想好了出路。“我计划给孩子送到天津，再不济也要到张家口市里去。”她准备着，给孩子在天津买一套学区房。

这遭到了公公的强烈反对，“在哪儿念不是念，去了天津念书，又能考上个什么”。公公一家在县城里做工程出身，陈芳鹿的丈夫当时没有考上大学，选择子承父业，照样过得不错。

但这在陈芳鹿看来，公公根本不替孩子的未来考虑，“他觉得我们这样就够了”。

她的消费观念也在家里处处碰壁，女儿走路有些内八，她带着孩子去了北京一家有名的足踝诊所，花2600元买了一块矫正足外翻的定制鞋垫，又去商场买了一双名牌鞋。

当天，公公也跟着去了北京，在诊所、商场替孩子付了钱，后来陈芳鹿才知道，公公向丈夫私下抱怨，“你孩子是啥孩子啊，非得去北京买东西去”。

两个世界的冲突，在她怀二胎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。当时，她和老公有了去廊坊创业开火锅店的念头，还没下定决心，公公直接冲到了她的娘家，指着陈芳鹿的母亲说：“这些年，我儿子就听你这个女儿的，这个家就是你女儿说了算！”争吵之下，当时差点报警。

相比之下，江西的张瑶瑶的两个孩子还年幼，她也没有经济来源，无法做到直接离去，甚至失去了争辩的勇气。

她只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寻找生活的解药。她关注了许多博主，一半是健身，一半是经典名著讲解。有一回，她刷到一条短视频，里面说，“婚姻我替你们试过了，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，往后余生每一步都是错，你会尝尽人间苦楚，取舍两难”。

她觉得这句话仿佛在映照她的命运，“一步错，步步错”。在过去的10年里，她多次试图挣脱，但这种挣扎就像在漩涡里，让她越陷越深。

而哪怕“外面的世界”下沉到县城里，但这份下沉的红利，她也没享受到。她做过淘宝电商，想卖竹荪，结果软件都不会装，货也卖不动。还有一次，县里组织电商培训，7天的培训，她来得最早，走得最晚，结果那场培训只是一场秀。她看到其他宝妈在朋友圈卖书包、短袖和内衣，她又动心了，对方宣称一单给3-5元提成，结果那些文案她复制了一年，一单都没有卖出去。直到最后，曾经的同学说要带她赚钱，把她拉进一个宝妈群，卖美容产品，进了群她才知道，那是传销。

她今年已经32岁，初中没毕业，至今没有坐过动车、地铁，就连坐长途车，她也害怕。某种程度上，她已经与社会脱节。

平复这些苦闷的方式，往往是打开一段30秒的短视频——视频能刷到她向往的生活。

确实也有看起来“逃离成功”的案例。

30出头的高婷来自山东潍坊的一个县城，她选择的方式，是让6岁的女儿成为童模。去年，因为手机内存不足，她把女儿的照片传到了社交平台上，“意外小爆了一下”。后来源源不断有人联系她拍摄，女儿第一次走出县城，也第一次坐了地铁、动车和飞机。

身处县城的她有一个私心，她想让女儿变得像大城市的孩子那样，更从容、更大胆——就像她给女儿取的小名“大胆儿”。用高婷的话来说，自己小时候畏畏缩缩，不敢表达，她希望女儿一定要大胆、勇敢。女儿也定下了一个大胆的志愿：将来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学。

但这样的“成功逃离”，背后也有相应的代价。

学校里，女儿遭遇激烈的竞争。在这个山东的县城，女儿一年级刚开学10天，班级就要求抽查《桃花源记》，尽管这是一篇初中文言文课文。几乎是每天背诵，女儿终于把它磕磕绊绊背了下来，“但意思是一句都不懂”。

而为了让女儿“多见世面”，她还先后给女儿报了早教、体能、英语、美术、游泳和童模班。但现在，一个令她头疼的问题是，县里培训班的外教老师离职了，仅剩下一个口音较重的本地老师。

她果断给女儿停了课，“千万别把口音带跑偏了”。

逃离之后

在这个从下沉市场中争夺流量的时代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：让县城妈妈们看到大数据展现出来的“外面的世界”，对她们来说真的好吗？与此同时，社交媒体里呈现出的片面的世界，又能不能当做理想生活的范本？

对受谷爱凌教育启发的王小铃来说，她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。

似乎从县城逃到城市，日子也并没有好转多少。今年6月底，女儿马上要面临升学，结果前夫再也没有出现，也不再回复微信。郑州的花销就像流水一样，母女俩租房、吃喝，每个月得花去接近5000元。她突然醒悟，要不到抚养费，“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”。

她只能被迫离开了郑州。

现在她回到了娘家所在的地方，搬进了一个新的出租屋。四室一厅一卫，还附带一个200平方米的闲置阳台，租金2000元。她在阳台种了韭菜、青菜、生菜、黄瓜、豆角、大蒜等十几种蔬菜，之后还准备买个笼子，养几只土鸡。

某种意义上，如今有一个“她”生活在社交媒体中——她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，生活圈子也与网络世界相关，清晨她会在阳台上，围着菜园子慢跑，女儿则会在客厅里逗猫。她习惯于把每天的生活制作成vlog，发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，很多人说她洒脱，还有人羡慕她的生活。

但只有现实中的她知道，一些伤痛无法隐去。“其实我最大的愿望不是事业好，而是婚姻美满”，这也成为她最大的遗憾。她的视频事无巨细，却刻意隐瞒了一件事，“说出来一定会被骂死”——在离婚后，丈夫依旧向她伸手借钱，她没有存款，用网贷借给了他。

至于镜子里那个关于谷爱凌的梦，还没开始，就已经结束了。

与王小铃一样，陈芳鹿在自己所在的河北张家口涿鹿县，也几乎找不到什么朋友。她的朋友也是，几乎都在社交媒体上认识，她们一起，在网上分享育儿、家庭以及属于女人的未来。

自然，她也在上面分享自己开母婴店的经历。短短一年过去，她的母婴店，就亏损了接近60万。

“外面的世界”，同样也困住了张瑶瑶和她的孩子。

“如果”，张瑶瑶最后提起了一次如果，“如果我自己够聪明，我的婚姻就不会走到这一步。”

她不敢离婚，因为她看到，短视频上的悲惨女人离婚后，往往净身出户。对此张瑶瑶并没有咨询律师，她只是用生活经验下了一个判断，“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”——大数据总会让人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。

等孩子再大一些，她知道自己会更无力。比如，现在的她，应付儿子的数学题已经非常困难，而与此同时，她还要应付其他的同龄人妈妈。前几天，过去的邻居给她打了一个电话，这位邻居比张瑶瑶小一岁，崇尚“精英式育儿”，邻居会跟她炫耀，说“又报了两个补习班，周末儿子要学游泳和美术，家里还买了一个架子鼓”之类。这些时候，张瑶瑶只能用沉默回应。

以至于每次接到邻居的电话，她第一反应是盖上手机，“她真的让我压力很大，真的”。

33岁的她总觉得，作为县城妈妈，自己早已过了那个重启键。看了太多“独立女人”的视频，她迫切想在社交平台上找到突破的答案，但她怎么也找不到——能在短视频里找到的答案，能叫答案吗？

问题还没解决，但新的担心的事又出现了。她的女儿胆小懦弱，在外不敢表达，有一回张瑶瑶去幼儿园接孩子，看到她在哭，问了她许久，孩子在外就是不吭声。回了家，女儿才告诉她，老师今天发棒棒糖漏了她的。张瑶瑶很无奈，问女儿为什么不举手？

“我不敢。”女儿说。

那一瞬间，她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