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石：我的三座山峰

演讲 | 王石

来源 | 回归未来工作室

大家好，我是王石。

来之前，同事建议我讲讲人生的三座山峰，我答应了。我也想从「三座山峰」的角度，讲一讲这些年的经历、思考，还有正在做的事情。

先讲个小故事，有人看完我的社交媒体，觉得我是位运动达人，问我「你不担心受伤吗？」我说担心啊，所以很多运动不敢做，比如足球，上了球场我撞别人，他没事我倒了；让我追球，球停了我飞出去了（现场笑）。大家看我的牙怎么样？全是假的。我60岁去哈佛学习，熬夜写作业着急犯牙周炎，疼得睡不着。一生气连拔了4颗，觉得不能再拔，再拔就光了。人小的时候牙掉了，说明长大了，60岁突然发现牙跑到手心里，说明进入了人生新阶段。

但今天面对你们不展开这个话题，只讲人生的三座山峰。可以说，这三座山峰伴随了我20年。

01

个人英雄主义的山峰

第一座山峰是珠峰。2003年我从北坡实现登顶，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展现，过程非常有戏剧性。

之前的2001年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——成为登山运动健将。按规定，当「健将」要连续两年攀登两座7500米以上的山峰。2001年我49岁，登上了7500米的慕士塔格峰，2002年登上珠峰北峰7500米的章子峰。小目标两年就实现了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在章子峰顶看正在登珠峰的人，像一只只蚂蚁，我很羡慕。于是又定了个小目标，用三年时间准备，打算2006年登顶珠峰。可一不留神这个目标2003年就实现了。发生什么呢？戏剧性的故事就在这里。

想登珠峰我就要保持运动状态，我原计划2003年攀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，当时锁定了卓奥友峰（注：珠峰西北29公里，海拔8201米）。全世界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14座，卓奥友排第六，但难度是最小的。

做准备的时候，2002年10月中国登山协会和央视找到我，说明年是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，届时会有30多支登山队参加，他们想拍一部纪录片。而遗憾的是，2003年中国仅有的三支登山队计划攀登8000米以上的山峰，两支在国外，只有我们这支在国内，如果我们不去登珠峰，纪录片里就没有中国人了。他们问我，能不能改登珠峰？

我说可以，但有两个条件。

第一，现场直播不能拍我。对方不理解，我们就是要记录中国人，怎么能不记录你呢？我说你们可以拍登山队，他们同意就可以拍。我为什么提这种条件？因为不想把登山过程中的辛苦、危险、狼狈，让亲戚、朋友、员工看到，既是保持形象，也避免大家担心我。这一条对方答应了。

我说第二，我不想登顶。他们又懵圈了，改登珠峰又不登顶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说，我在心理和体力上只做了攀登8201米卓奥友峰的准备，所以，登珠峰一到8300米我就下来，反正高度跟卓奥友峰差不多，没有心理负担。

我说，你们答不答应？我心想，反正登山队是我组织的，他们不答应，我就登卓奥友峰呗。

其实我还提了个要求，要带着滑雪板和伞包上去，我当时还喜欢滑雪和飞滑翔伞（注：协会负责制定登山方案，有权决定这些细节）。最后，我的条件都被满足了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王石登一半走人也无所谓，走了就拍其他人，只要有中国人就行。

时间一到，我们就出发了。七个队员里，我的状态排第五或者第六，但大家觉得我是倒数第一。一是觉得我会认为自己命金贵，不敢冒险。二是我52岁，年龄最大，能不能吃得消？我当然了解这种心态，一路上尽量保持低调。

举个例子，一到7700米营地我就立马钻进帐篷里休息，刚进去就听外面有人喊，「老王，你快出来！」他们都叫我「老王」，「外面红霞满天，景色太美了，不拍照会后悔一辈子。」他们都知道我酷爱摄影，但我就是不出来。他们继续喊我，我慢悠悠地说，「老王说不出来，就不出来。」

为什么我能抵制诱惑？因为我要休息，绝不浪费哪怕一丁点体力，可能多消耗一点体力，就无法实现冲顶。那怎么我又想冲顶了？是，我改主意了。

上山之前登山协会的队长告诉我：这次准备得非常充分，聘请了一流高山向导，人家上去过八次。他一说我就心动了，机会难得啊，还不用我出钱。我暗中就变了主意。所以，再美的晚霞我也不看，保证登顶之前有最充沛的体力。

我记得到8300米营地是晚上10点，第二天凌晨1点要起床冲顶，果然看出准备的重要性了。有队友本来可以登顶，就是因为之前太兴奋把节奏搞乱了，离冲顶还有200米就走不动了。我当时也很难，每走一步心都要跳出来，肺就像要爆炸，氧气也没了。后面的人通知总指挥：王先生氧气没了。对方说：撤！于是大家看着我，我说不撤，给我20分钟。20分钟过去了，还没挪多远，我说再给我20分钟。结果200米的路，用了一个半小时。后来回想，如果之前没有抗拒拍照的诱惑，可能真的就无法登顶。

这是我的第一座山峰，达到物理高峰的顶点，多少有点个人英雄主义。

02

第二座山峰

7年后的2010年，我决定第二次登珠峰。上一次从北坡，这次决定从南坡上去。那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重复登顶呢？这就是我要说的人生第二座山峰，同样充满戏剧性。

我第一次登珠峰时还有三个人登顶，大家一说他们都是年轻有为、青春向上这些形容词，说到我就话锋一转，「王先生，你真不简单。」我说怎么个不简单？人家就说，「你是登顶珠峰的中国人里年龄最大的。」

你听了什么感觉？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：大家都考了100分，别人被夸是因为聪明啊智商高啊，到我这呢，「你真的很努力！」

但这是事实，我登顶时是52岁，这个「高龄」创造了当时的纪录。但话说回来，只跟中国人比没意思，要跟世界纪录比，当时的纪录是63岁。所以，我就把目标定为64岁时再次冲顶，破世界纪录。

我今年72，你们觉得我64岁时上去了吗？没有。当时的纪录不是63岁了，日本人三浦雄一郎在2008年把这个纪录提高到75岁，我要想破纪录就得76岁登顶。那为什么我还要二次登珠峰？要说人生第二座山峰了。

2010年是上海世博会，万科第一次独立建馆，主题里就有绿色环保、可循环、再利用的含义，所以这次登顶的主题是「零公里行动」。

什么叫零公里？简单说，解决垃圾危害的决定性环节，是大家丢垃圾的那一刻就做好垃圾分类，而不是依赖多少公里外的填埋场或焚烧厂，这样危害会少很多。所以，「0公里」就在每个人身边，就在社区。为了宣传这个主题，我们还把世博会和「零公里行动」的旗帜带到珠峰上。

再看这两次登顶的差别。从物理上来说，北坡比较难，因为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，而且死亡率更高。南坡受印度洋暖流影响，气候没那么凶险，但路途陡峭，对技术要求更高。

从个人心态角度差别就更大了。

第一次登珠峰是带有个人英雄主义——就是要上去，没有生态环保意识；第二次则不同，我前一年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，承诺要从我做起、关心地球，如果「说」和「做」两张皮不是太虚伪了？所以我们第二次是强主题，就是要生态环保，并且通过行为艺术方式，把「零公里行动」带到珠峰山顶，形成最大传播效果。

我们这次登珠峰不留任何垃圾，包括自己的粪便。下山之后，登山队带了几吨垃圾下来，全部做分类回收，还把氧气瓶委托给艺术家做成装置艺术，在上海世博会展示。你看，两次登珠峰是不是变化很大？（现场掌声）

03

两座山峰之间的变化

从2003年到2010年世博会，还发生了很多变化。第二次登珠峰前一年，也就是2009年，我第一次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，这个时间点很重要，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比2005年降低40%~45%，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做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那我为什么参加气候大会？其实从2002年开始，我的前两座山峰，就被连到一起。

2002年我攀登非洲赤道附近的乞力马扎罗雪山，而到了山顶却没看见雪，气候变化导致它变成季节性雪山，而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是森林的消失。这对我刺激很大，我想搞清楚它和我和万科的关系，结果发现确实有关系。

当年我们理解环保更多从水土流失角度思考，于是国内禁止森林砍伐。而建筑业高度依赖木材就只能进口，全球森林消失自然跟我们有关系。你可能会奇怪，我们又不住小木屋，森林跟房地产有什么关系？有。

举个例子，建筑过程需要大量木模，这些木模用三次就报废了，万科是最大住宅开发商，你算算得用多少木材？既然跟我们有关系，就意味着我们主动改变，就能对气候变化有正面作用。很快我们就去拜访绿色和平组织的北京代表处。

众所周知，绿色和平是全球大企业的克星，大家躲他们都来不及，但我主动敲门倒让他们迷惑了。对方说，「你为什么来找我们？」我说，为什么我不能来找你们？他们说，大企业都躲我们，你为什么自己主动上门？我就讲了乞力马扎罗的雪的故事，我说想找专业机构寻求解决方案，他们介绍我去看亚马逊雨林，还帮我介绍了WWF（世界自然基金会）。

之后万科很自然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道路，标志是住宅产业化。

你看现在万科还有木模吗？重要的是，国家出台住宅产业绿色三星标准，就吸收了万科的经验。一般来说做企业有三层追求，做产品、立品牌和定标准，在住宅产业化领域，万科参与了「定标准」的工作。我们还发动行业企业联合行动，进而影响合作伙伴——没有权威绿色认证，就无法进入我们的供应链体系。

这期间民间NGO也在发生变化。2004年中国部分企业家创建了民间环保组织「阿拉善SEE」（全名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」，「阿拉善」也是个地名，在内蒙古最西部，被认为是沙尘暴起源地），后来成为沙尘暴治理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NGO。阿拉善SEE的影响不局限国内，还主动走出去做环保方面的沟通。

举个例子，2004年我担任阿拉善SEE常务主席，专门去美国拜访了保尔森先生，他当时是高盛公司主席还是TNC（大自然保护协会）主席，我们是带着环保议题拜访TNC总部。记得我们跟他说，之前来美国是学习赚钱，这次想学习怎么「花钱」（做公益）。

2008年我担任阿拉善SEE会长，又一次去华府拜访他，当时他是小布什政府财政部长，那次谈得也很愉快。就是在这种沟通中我们建立联系和信任，之后不断在环保领域展开合作。比如，深圳红树林保护就得到了他夫人Wendy女士的支持，Wendy女士是鸟类保护方面的专家。几年前，保尔森基金会和清华发起「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」，我又基于评委身份接触到国内外环保领域的专家，知识和视野都是提升。

大家看看，2002年、2003年、2004年、2008年到2010年我二次登珠峰，所有工作都顺其自然地指向一个词，就是「生态环保」。所以，我把2010年的登顶珠峰，作为人生第二座山峰的标志。

04

我的第三座山峰

再说说我的第三座山峰。现在人类登顶珠峰的最大年龄纪录，已经提高到80岁，还是三浦雄一郎创造的，我决定81岁去破他的纪录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（现场掌声、笑声：「你可以的」）

他今年87了，我上次跟他在东京见面，他说他每天脚上绑着沙袋走十公里，准备90岁再上去（现场笑声）。能体会我听到这个消息的心情吗？放弃吧，不较劲了（现场掌声、笑声）。我说81岁登顶你们鼓掌，我说放弃还鼓掌，到底什么意思嘛？（现场笑声）

当然，他也可能上不去，81岁的纪录还在那里等着我，也可能90岁上去了，但问题是我能不能活到90岁都不清楚。人生无常，不要太自信。

但创造纪录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？

2020年中国承诺「3060」目标（2030年碳达峰、2060年碳中和）。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像老马听到冲锋号。这么多年的铺垫，这么多次留学储备，对国际趋势的了解，内外资源关系和信誉，让我在退休之后有机会、有理由参与，否则别人会说，双碳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就是个地产商嘛，不知道自己老几了？

现在不一样，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攀登人生的第三座山峰。

从一个地球人的责任来说，我应该参与到生态保护中。但如果只从公益角度做事，对双碳的影响可能有限。那怎么才能发挥更大作用？从双碳经济角度看，如果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型，目标就无法实现。那如何创造商业模型？我突然发现自己准备20年了。如果还想81岁、91岁登珠峰，这些积累就太可惜了。如果放在双碳经济转型上，目标自然很明确——创业，探索出双碳经济商业模型。所以我说这是我的第三座山峰。这座山峰跟前两座不同，不存在生命危险，只存在信誉问题，绝不能一边考虑登珠峰一边创业，必须一心一意「攀登」。

其实，人生的目标是不断调整的，这次调整是不是最后一次？我不知道，但到现在为止，我是能量满满的。

05

疫情之后依然能量满满

原计划我2010年二次登珠峰之后，就开始准备第三座山峰了，投入最多时间的就是回到校园学习，弥补系统教育的短板。2011年1月60岁的我去哈佛游学，两年后去剑桥、牛津、以色列希伯来大学，如果没有疫情学习任务还在继续。

没想到疫情暴发，中国推出「3060」目标。所以这一年多马不停蹄，光被隔离的时间就有三个月。武汉封城时大年初三我就出国，目的是寻求物资支援。后来再次出国，是给其他国家提供支援物资。疫情之后一直积极主动，直到现在。

最近的出国是因为参加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。因为从09年开始我每年都参加，所以在气候主题上开展沟通、宣传会相对容易一些。

疫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跨国旅行，很多人担心隔离不敢出国，当然「隔离」是对的，防护也很必要。而企业家还是要更主动走出去，走出去才有更多机会。

举个例子，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，与会中国企业家，加上我只有三个人，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。连续努力十年后，到2019年代表团规模增加几十倍，走出去就会有变化。这次格拉斯哥大会，大陆去的企业家很少，但事先我就要求，再困难我也要走出去参加，这次大会第一次出现了「中国企业馆」。出去就能和双碳领域国际精英交流，除了传递民间声音，还能建立工作关系，获得第一手的观察。

从格拉斯哥回来，我应邀去迪拜世界博览会参观。世博会展示了前沿的双碳成果，而大陆去的企业家很少。离开迪拜去新加坡参加彭博商业论坛，正常情况下至少有三四百个中国企业家参与这样的国际交流，遗憾的是今年很少看到大陆企业家。

我希望大家勇敢走出去，走到国际舞台中央，做直接、坦率的沟通，赢得潜在的合作机会。面对面非常重要，一旦你被国际排斥，不管个人、企业还是国家，就得不到前沿的信息，失去宝贵的机会。

现在很多人对气候对「双碳」的认识还比较模糊。比如几个月前的拉闸限电，症结是煤炭价格成倍上涨电价没有跟着涨，对发电企业来说多发多赔、少发少赔。发电企业缺少发电动力，这和双碳没有直接关系，但一些专家不了解，认为是双碳转型导致的。

长话短说，无论从全球共识，还是国家战略，我看到的是，「双碳」是确定性安排，埋藏着大量机会。是我们创业的领域，是人生的第三座山峰。

演讲最后说点什么呢？祝愿三浦雄一郎先生能在90岁，成功挑战人类极限登顶珠峰吧，也给我一个借坡下驴的借口（现场笑）。

谢谢各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