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统媒体死了，怎么死的？

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网上一则《又有三十余家传统媒体阵亡，有的连休刊词都不留……》，让人心头一紧。又有一批同行面临下岗转型，有的做不成官，有的甚至要丢饭碗了。

其实，当今时代，丢饭碗的多了去了。农民工回家过年，大都扛着铺盖卷，不是他家里穷得只有这一床被子，而是过了年在哪找饭辙还不一定；有的店铺经历了疫情就没再开门，老板都找不到了；有的银行破产，有的店铺关张……用1970年“两报一刊”的元旦社论一句曾让我们回肠荡气的句子形容：“旧世界风雨飘摇，一座座火山爆发，一顶顶王冠落地。在整个地球上，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‘安定的绿洲’了”。

说白了，传统媒体阵亡，众人唏嘘，似乎有点过份。面临改革开放，我们都得洗牌，轮到谁，谁就得承受。在企业破产的时候，媒体呼吁要“顾全大局”；在农民抛荒的时候，记者形容是“改革的阵痛”，怎么轮到自己了，反而这么矫情，似乎有天大的冤枉啊？

仔细看看这些阵亡的传统名单，我放心了，都是“早报”、“晚报”、“晨报”、“新报”之类，没有一家“日报”什么的。也就是说，阵亡的传统媒体，都不是主力部队，有他们不多，没他们不少。本来在传统媒体的阵容中，他们就是属于改革的产物，如今，改到他们头上了，也算是为了改革做贡献吧。从他们身上，现在还侥幸活着的传统媒体，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。

有人分析为内容：我有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图片，我跟帖打趣说，发一张不清楚的图片不难，难的是每一张图片都不清楚，这实在是太难了。套到某些传统媒体头上，就是一篇文章、一个版面不中看这可以理解，但每篇文章、每个版面甚至一直以来都不中看，这就很难理解了。办报纸读者不喜欢，你若不死，难道要把读者气死不成？
有人归结于管理：诚然，报道无禁区，宣传有纪律，但中国对于媒体的管理常常谁事后追究制，只管你错不错，不管你好不好。留给我们的记者和编辑还是有发挥的空间的，也不是非得错了才能办好。很多人看报纸，常常从报屁股看起。如果一份报纸，办得连屁股都面目可憎，都成了“党八股”，这样的报纸，死了又有什么可惜的？

有人怪罪于手机：确实，很多人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成了手机。但也还有一批人连智能手机都没有，有了也不会用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发微信朋友圈的。如果我们的传统媒体，连这批读者都没有抓住，那不能怪读者太挑剔，而怪编者太僵化。时间上抢不了先机，内容也做不到鲜活，前面抄党报，后面抄网络，这样的媒体，不该阵亡吗？

有人解释为安全：当然，安全第一，车间如此，工地如此，开车如此，办报也是如此。不过，车只要开出去，剐蹭是免不了的，不出大事也是可以办到的。汽车停在车库里最安全，但那车的价值何在？买车干什么？奖励司机不光看有没有过事故，也得看看跑了多少公里。比如，一个微信公众号，天天被删也不是事，但一篇不删也不光彩吧？

闲着没事，整理书房，一不小心，找出了1982年5月我写的毕业论文底稿，题目是《试论报纸的商品性》。当时我用一万字的篇幅，想说明一个道理，报纸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暂时的，但商品性是永恒的。可惜，我这辈子没看到这样的结局。不过，这些报纸的阵亡，纯属商品经济的牺牲品，它们的商品属性消失了，大浪淘沙，死得其所。办媒体，不顾读者，不看受众，不尊重市场，我们相信，后面还有更多的传统媒体死去，甚至有些新媒体也会熬不下去，不信，走着瞧！

传统媒体死了，怎么死的，尸检了吗？死亡报告出来了吧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