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“梗”吃掉了我们的语言

实习生｜常泽昱
编辑｜彭玮
来源｜澎湃人物（ID：nonfiction2018）

1月，豆瓣用户“胡桃（厌学中）”创建了名为“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”的豆瓣小组，她最初只是因“三分钟热度上头”而“想建一个个人玩耍”的小组，但自创建后，该小组迅速扩容，至2021年8月1日，已有127273名“文字失语者”在这里集聚。

现代医学中，病理性失语症又名“获得性语言障碍”，是指因与语言功能有关的脑组织损害而造成的理解能力、表达能力受损。

与生理性病变引起的失语症不同，文字失语者所经历的“失语”，更像是一种社会病。在“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”成立之前，已有人关注到此种现象：2019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社会调查中心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：76.5%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。受访者认为语言贫乏的表现是基本不会说诗句（61.9%）和不会用复杂的修辞手法（57.6%）。

相较于“引用诗句、运用复杂修辞”，文字失语者失去的能力更为基础，上述豆瓣小组成员杨润将此总结为——茶壶里煮饺子，有货倒不出。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的小组简介如此表述：“长期以来，作为倾听者和旁观者的我们，逐渐忘记了如何组织文字的逻辑、怎么清楚地运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。”

失却

2021年初，遇到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张晓雯只会说“无语”、“离谱”，再要不就是“离了个大谱”。脱口而出这些词汇时，她常有些难受：“还有很多其他选项，不该是这样的。”

她形容自己曾是个“感性、屁话很多”的人。大学二年级时，她曾跟朋友一起做公众号：“那时候很高产的，一周三篇都不成问题。”写书评、影评是她曾经在行的。然而，仅仅过了三年多，她的这项能力退化到了“在电脑前枯坐很久也憋不出几个字”的程度。朋友说她从前写的东西可读性很好，问她怎么不重新拾笔。她感到枯竭、焦虑、痛苦。

往回看时，张晓雯觉得 “失语”早有征兆。

张晓雯追星，“本命”（偶像）是一个音乐人。粉丝圈里，她通常是那个为偶像新歌写热评文案的人。去年，偶像新专辑发布时，她照例打开文档编辑，但只写了几句就彻底卡壳。那时她将这归咎于“欠缺共鸣”，因为那首歌讲暧昧，而她正在失恋期。

“现在想来，可能那会儿我就已经写不出了，”她顿了顿，“其实就是自我放弃。想不出文案，也不想多想。”

王怡受写作困扰更深，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。

2020年秋季，王怡本科毕业，随后供职于一家公司的文案写作岗。入职不久，她需要为一位医生编辑微博文案。文案本该体现出该医生治疗棘手患者时的从容、承担医者责任时的决心，在她手里却变得词不达意：“如果我不接，只剩那些‘莆田系’医生愿意接了，在我这里，总比落到他们手里强……”

最终敲定的文案由人另写。她觉得那则文案逻辑顺畅、措辞得当。相形之下，自己的文案累赘干瘪，遣词造句中也有诸如“确实”、“其实”的助词被放错地方。

相比于大段文字，表情包、“梗”等表达更受王怡青睐。一些口癖挂在她嘴边——最近她常说的是“笑的”，这个词的覆盖面很广，开怀大笑是“笑的”，讽刺冷笑也是“笑的”。“之前常说的是’笑死’，不太吉利，现在就改成了’笑的’，”她补充道。

然而这些简易的表达都会有失灵的时刻。需要用文字准确表达自己的情绪时，王怡常常只能说：“真的是……就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”到底是哪种感觉？对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？她不确定。

艺术系研一在读的高莹也有相似的困扰。她羡慕能够将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大段铺陈开来的人，她就无法以文字形式清楚表达自己的感受：“比如我难受的时候，我就只知道自己难受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它。”于是每一种情绪以文字呈现出的部分就只剩下“外壳”：比如快乐就是“快乐”，又或者是“开心”，要让她用更多的话把这个词盛装饱满，她做不到。

表达欲有时会涨满她的大脑，但大多在她想到如何表达之前褪去。轮到和朋友真正交流一些观点时，她与恰当、丰富的语词之间仿佛总隔着一层厚重的雾幕，往往讲一大通也说不到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点上。最后她只能再抛出几个梗，然后尴尬地笑说：“哎呀，就是……你懂我意思吧？”

极少有人会说自己不懂，对话因此“糊里糊涂地结束”，高莹反而长舒一口气。

惯于在生活中密集铺“梗”的，还有医学本科在读的杨逢意。她形容自己和朋友的交流大多都是“不断抛梗、接梗”。“梗”大多来自B站、微博、豆瓣等社交平台，随时更新，她因此觉得说梗好像某种“知识点重现”，很有意思、很好玩。

由于“梗”的传播和运用有一定的范围限制，杨逢意认为这也是一种让人认出彼此、形成圈层的暗号：“就是说，假如你不看类似的东西，你不会懂我们的‘点’在哪里。”

然而一旦身在“圈层”之外，杨逢意就会变得局促。她去实习过，觉得身边年纪稍长的姐姐都“很会说话”，而自己在与同事交流前，常常不确定该如何向对方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。有时尽管已事先在脑袋里再三措辞，讲出的话还是词不达意。

写朋友圈时，相同的困扰也会出现。杨逢意觉得网上流行甚广的文案很“老土”，但自己又没有什么新意。一条百来字的朋友圈，她要删删减减好久，而最终发出去的往往不过一两句话，甚至一个字也没有，直接以梗图或表情包替代。

她感觉挫败，疑心自己惯常玩梗只是为了“掩饰内心的浅薄”。

寻因

朱迪·瓦伊克曼和奈杰尔·多德在《速度社会学》一书中指出：速度与加速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。而这种特征投射到社会交往，典型的表现就是语言的固定化、简洁化。《中国青年报》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中，70.9%的受访者认为，语言贫乏是由于互联网时代要求更加直接和简洁的表达， 65.4%的受访者则将此归因于同质化表达、全民复制的网络氛围。反思自己失语的原因时，杨逢意认为，社会氛围可能的确是重要原因之一：对直接、简洁的普遍大力追捧会催生大量同质化表达，而同质化表达往往就是失语的前兆。在她看来，尽管不乏个人懒惰的因素，但“同质化表达”有时也是被迫发生的。

“比如说yyds（永远的神）、srds（虽然但是）、绝绝子这样的表达，大家都在说，如果你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，或者不用这些词，那可能就无法和身边的人正常交流”，她的语气变得急促，“所以你怎么办呢？只能随大流。”

同在“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”的石静楠也有“被裹挟”的感觉。历史系本科一年级在读的她自中学起就保持记录的习惯，并不觉得零碎表达感受、观点有什么困难，只是为如何输出更长篇幅、更考究逻辑的长文而苦恼。

因为对文字的拟真感有执着追求，石静楠反感缩写式的表达，也乐于追溯词语的本义。但这很多时候显得不合时宜：“比如‘内卷’本来是个学术概念，但现在它的含义被拓展得太宽泛，离它的本意已经十万八千里。这个时候我要是总跟朋友说，这个词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会显得我不有趣、很奇怪。”

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默凡曾在受访于《文汇报》时指出：“语言表达内涵与外延成反比，词义越是模糊、越是简单，其使用范围就越大”。

在“万物皆可绝绝子”的时代里，表达似乎开始变得轻而易举。但这种轻易有其代价。石静楠认为，当现成的表达可供随时取用时，人可能会倾向于不做思考，直接“拿来”。这会造成表达能力的萎缩：“用进废退嘛。”

“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”成员杨润曾对组内成员失语的情况做过大略梳理，她将石静楠描述的“拿来”行为称为“借他人酒杯”。

信息如潮的现下，可借取的“酒杯”很多，从热梗到表情包，从影视作品截图到他人文案，所有可见的表达都可以被借用。杨润并不反对适当引用，但她总觉得，倘若借取成了一种习惯，自斟自饮就成了难事：“如果一直说别人的话，慢慢就会没有自己的话。失语在所难免。”

无论是追随大流膨胀词义，还是过度引用借取“酒杯”，本质上都是对自我表达能力的废弛。张晓雯对此深有体会。2019年，因为考研，她中断了公众号的更新；2020年考研失利找工作，她也没怎么写，少有的输出全靠转发，配上类似“这不就是我吗”、“哈哈哈哈哈”的文案。

荒废将近两年后，她的文字组织能力迎来惨烈“滑铁卢”。往回看，她觉得懒惰懈怠、疏于练习是自己成为“文字失语者”最重要的原因：“那时我给自己找借口，总说还没有稳定的工作，稳下来再开始写也不迟。但其实长时间不写真的会无从下笔。”

“输出”的另一面，缺乏“输入”也被认为是造成失语的重要原因。高莹不爱读书，生活中的笑点和快乐“都是土味视频给的”。她觉得这势必会导致失语的发生：“都不知道正常是咋写的，自己肯定也不会写。”

王怡则更进一步，提出“有效输入”与“无效输入”的分别。她觉得自己的失语是从大三时因实验报告、课程论文等事务中断了阅读而逐渐开始的。那之后她也通过看公众号、讲书视频等方式进行补给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她因此认为，零碎的、不成体系的输入于文字组织能力的培养、提升并没有什么帮助。

“公众号、微博、B站、知乎……有很多地方可以获取知识。一本很厚的书，总有人用一篇推文、一则视频讲完。看这些东西，好像也能获得知识，但就是很不对劲。怎么讲呢”，王怡思考了一会儿，“可能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很零碎，所以很难帮人建立一个思想谱系，也很难被用于‘再输出’。”

小组的另一个角落，杨润也提到“无效输入”与文字失语之间的关联。然而什么样的阅读是无效的呢？除了王怡所讲的体系化阅读的建立，她觉得叔本华曾在其哲学散文《论书籍与阅读》中的发问也可作为参考：“在阅读时，我们的脑袋就会成为别人思想的游戏场。当这些东西最终撤离了以后，留下来的会是什么呢？”

复健

2021年1月，高莹离校回家，和朋友在一起“说梗”的时间明显缩减，家人对她的 “梗”也并不了解。她一度感觉自己“像个哑女”。同月21日，她在网上冲浪时发现了“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”，进组浏览了几个帖子之后，她很快觉得找到了同类，继而“加入组织”，并发表题为“失语的第1073天”的短帖，作为自己文字复健的起点。

1073天前发生了什么？高莹并不记得。她不清楚文字失语是什么时候开始伴随自己的，之所以编造个精确的时间，是为了体现自己“真的很在意‘文字失语’这个事儿”，在意到她甚至还开了两个微博小号，逼着自己写“小作文”。

然而这项活动持续了不到三个月，就因学业、生活的忙碌而搁浅，“复健”无疾而终。

高莹觉得文字复健是高于生活层面的东西，忙起来时就被抛到脑后：“我念的是专硕，只读两年，今年上半年导师就让定论文选题了，暑假又得实习。一忙起来，会觉得我这辈子只想做个机器。双休时我只想躺在床上看土味视频，对自己的内心构建什么的，也就没那么在乎。”

与高莹类似，杨逢意形容自己只是“偶尔会有想要复健的动力”。刚加入“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”时，她曾发过两条复健练习的帖子，但各种庞杂的信息中，这个网络小组的坐标连同复健的决心很快被一起忘却：“要不是你来找我，我根本就忘记了我还加过这么个小组、有过强烈的复健想法。”

她喜欢优美的文学性表达、也有很欣赏的“严肃作家”，比如汪曾祺和沈从文。但更常读的还是网络小说，因为这“完全符合人的爽点”，很解压；另一方面，她承认记录和表达有其意义，但闲暇时做更多的还是刷视频、说梗。“目前来说，谈不上彻底放弃复健，但促使我复健的动力的确没有‘躺平’的诱惑大，”她总结道，“总之就是还没到非要迈出舒适圈的那一步。”

而对王怡来讲，“水温”已经过热，工作性质不允许她再待在原地。文案写作要求有丰沛的词库、通畅的逻辑，以及良好的语感。在自己所写文案几次被说“无法触动人心”之后，她开始试图扭转以往表达习惯留下来的强大惯性。

首先是有意识地避免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其次削减自己对梗、表情包的依赖性，再次是读书、保持学习。除此之外，她也试图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，培养记录的习惯：“我以前因为觉得自己写得很烂而不写。现在说服自己完成比完美重要，多写、多练、多表达，脑袋里有灵感了就及时抓住，也及时写出来。”

坚持半年多之后，王怡觉得自己写出来的文字比之前好很多，而她最新撰写的一篇宣讲稿，也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认可。

张晓雯同样以“即时记录”的方式逼迫自己重拾文字表达。经历了“想写但写不出”的困窘之后，她回去翻看了自己从前写的读书笔记，并重新开始读书、做写作练习，努力让自己支离破碎的文字变得连贯起来。

“写作练习”分为书写与纠错两部分。张晓雯几乎每天都会记录自己当天的心情和思考，写完后回头重读时，她会修改其中的逻辑错误、挑出一些重复频率高的词替换掉。

张晓雯觉得这种练习是有效的，因为她现在已经不至于“提笔无字”。曾经口头语言的匮乏也得到了改善——为了阻断语言贫乏的趋势，她有意控制自己对网络流行语的使用、迫使自己寻找其他选项。

阅读和思考也是石静楠认为最重要的两个复健措施。2020年3月，她牵头建立了一个用来读书打卡的微信群组。社群氛围很好，群组成员每天会就自己的阅读情况汇报进度，闲时也分享读书感想和书单。

石静楠觉得这是一举多得的事：既能和他人碰撞思想、交流观点，又能倒逼自己读书、督促自己思考。她尤其强调阅读的重要性：“读书之后写下感想，这当然是一种复健练习。但我觉得输入的帮助绝不仅仅在于完成一次‘复健练习’，它带给人的是长线的积累，对培养思考习惯、塑造思维形态都很重要。”

追问

既然“日光底下无新事”，而前人已就此提供许多可用的文字素材；既然有现成模板已可取用；既然表情包、“梗”等看似更便捷的语言层出不穷，那“文字复健”还有什么必要？

谈及此，杨逢意觉得，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，“文字复健”的必要首先来源于一些“很实际、很功利”的考虑：“生活中离不开的，与人沟通时需要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，和人交谈时需要学点东西提升谈吐，工作了写文案、材料，总不能全用表情包和梗吧？”

王怡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。她承认模式化、极简化的文字有其意义：“倒金字塔式”新闻写作就曾因适应战时需要而受到褒扬；而表情包有时也比文字更为亲昵、简便：“有时我在忙碌，不能立即回复，这个时候只回复‘晚点聊’会显得有点生疏，用些表情包会轻松一点。”

然而生活中毕竟还存在一些需要“说自己的话”的时刻。王怡觉得，那些需要“自己表达”的时刻就是文字复健的意义所在。

文案工作当然是一方面，但更多“无法言表”的尴尬时刻也出现在日常交流中。她曾和网友谈论香水的前中后调，对方能够以很场景化的表述描绘香水的特点：“鸢尾花的味道就是你突然穿越到夜上海一个夜总会的后台，房里飘荡着的舞女化妆脂粉的气味”；她形容香水的前中后调时，用到的形容是分别“很赞”、“可以拔草的程度”，再往细说时，她只能用一张劲凉冰红茶的图片、橙子味冰棍，以及“丝芙兰的味道”做类比。

她觉得自己匮乏，暗恨自己文字功底薄弱。

王怡曾是表情包重度使用者，她甚至可以和亲密的朋友仅靠发表情包开展一段对话。但表情包的矛盾之处在于，它的意义仿佛可以无限延伸，但又因模糊不明而可能产生误解。

理解误差大多发生在代际之间，譬如微信中“微笑”表情在中老年人看来就是友善微笑，而在年轻人看来则往往是“皮笑肉不笑”、“冷笑”；但有时误解也在同代人之间发生：有次王怡发了一个自己觉得是“憨笑”的表情包给朋友，对方觉得“恐怖”。

流行语也有类似的弊病——词语意义的通胀伴随着的势必是词语本身的萎缩，通胀到极致时，词语便被彻底做空。杨润就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：“如果一个词可以指代一切，那恰恰说明它什么也指代不了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：我觉得西瓜很好吃，雪糕也很好吃，但是这两种好吃不是同一种好吃。如果雪糕是yyds，西瓜也是yyds，那它们之间的分别就被抹除了。”

视文字为“时光印迹”、“情绪出口”的石静楠更认为流畅的文字表达是不可或缺的能力。她惯于记录下生活中的各种时刻，因为觉得经历珍贵而记忆有限，希望 “通过记录弥补记忆的缺失”。这也带给她一些额外的“能量”：“记下这一刻的难受，之后再失意时再翻回来，我会觉得以前那么辛苦都过来了，这会带给我一些信念感。”

记录之外，石静楠也隐约感到，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，伴随语言的匮乏而来的很可能是思想的匮乏。但这个过程到底如何发生，她没有想明白。

乔治·奥威尔在《1984》中借塞姆之口讲的话或许可以为她提供一些头绪：“你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新词，可是根本不沾边！我们在消灭单词，每天都在消灭。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骨头……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唯一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？

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除徐默凡外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